科研与文化——何沛伦

2020-09-29

何沛伦| 我的求学之路——学在交大


从本科入学,到博士毕业,我在交大生活学习了八年:四年本科,四年研究生,中间还有一年在德国马普所进行博士生联合培养。回首这期间的学习生活,我不禁感慨万千!


初来乍到

刚入交大时,本是心高气傲,然而刚入学就被英语水平摸底考当头棒喝——差点就不及格了!这是当初的我所难以想象的:高中时,即便不用花时间专门学习,但我英语考试基本上都能过135分,到了交大竟然才勉强及格!对比身边的同学,高中就考托福、雅思的大有人在。这使自认为英语还行的我感到了挫败。绝大多数交大同学应该都有过类似的感觉:自己高中时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,但来到交大后似乎就泯然众人矣了。我认为刚开始时有这样的感觉是很正常的;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们自然会再次发现自己的闪光点。

因为偏科,我高考成绩并不理想,因此无法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,然而我有明确的目标。通过自学的方式,我通过了大学物理和高等数学免修考试,因此有时间阅读《初等数论》《经典电动力学》《相对论性量子力学》等闲书。在本科第二年,我辅修了数学与应用数学的第二学士学位,并积极参加物理系的PRP(本科生科研计划)。正是通过PRP,我认识了自己的博士导师,何峰教授。在刚刚开展PRP的研究时,我还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菜鸟:仅仅是知道一维定态薛定谔方程的几个特解,却敢自称略懂量子力学。但何老师没有嫌弃我薄弱的基础。当时每周我都会约何老师讨论2~4次,而每次讨论都会持续2~3小时。从中我受益良多:如同海绵一般,自己贪婪地吸收老师传授的知识。这段经历为我之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万事开头难,不夸张地说,何老师手把手地为我打开了物理学的大门,使我进入了这门学科。

本科毕业后,我以直博的方式进入物理与天文学院攻读博士学位。


与大师交流

在交大,你不缺与大牛面对面交流的机会。

在我本科第三年的小学期中,美国Kavli理论物理研究所的徐一鸿教授为交大学生开设了《quantum field theory in a nutshell》课程。彼时,我对量子场论所知甚少,参加这样的课程极大地促进了我的理解。不仅是知识上的收获,在课堂中我还感受到了一种文化冲击。徐一鸿教授的授课展现了明显的个人风格——尤其是关于诺贝尔奖得主Schwinger的授课小故事,风格是传统中国教育文化中少见的;他鼓励学生去进攻最难,最重要的问题,这样的言论对于尚是本科生的我异常鼓舞!

研究生第二年时,在导师的资助下,我前往新加坡参加了量子力学90周年纪念会议。在那里,我与t’Hooft诺奖得主进行了当面的交流;在那里,我第一次听到了张首晟教授的报告。我至今仍然记得,在几乎清一色的白种人大牛报告者中,张教授的翩翩风采。后来,在交大Wilczek量子中心的一次会议中,张教授就坐在我旁边——这不禁让当时的我坐立难安。然而,会议结束的两周后却传来了让我难以置信的,张教授去世的悲伤消息。

在前段时间李政道研究所举行的讲座中,我有幸提问诺奖得主,得知了Sheldon Lee GlashowFrank WilczekDavid Gross等人关于弦理论的见解。

这些经历极大地扩宽了我的眼界。


个人研究感悟

最后谈一谈自己学习物理的感受。

刚接触新的物理时,一切好像都蒙着层纱一般,越看越不真切;然而越不真切便越是想去看它;在冥思苦想之际,世界仿佛都是黑暗的,如同处在狂风暴雨中,让人难以呼吸;突然,一道光撕破黑暗,便豁然开朗,之前的不理解都变得显而易见。

在交大读书期间,我正式发表有17篇文章,其中7篇发表于PRL上。也或多或少地拿过各种奖学金,但这些都是过往的成绩了。路遥知马力,日久见人心。不管是高考失利,不能选择如意专业时的失意、愤慨,还是攻克下研究难题时的欢欣、鼓舞,这些激情澎湃终被流逝的时光所抹平。然而,当潮水带着泥沙退却之后,留下的却是不曾改变的初心。世界是如此的美丽,我只是想把它描绘出来——以数学和物理的方式。

越是研究物理和数学,我便越是觉得其基本原理的简单——它是如此的理所当然,显而易见,有什么值得争辩的呢!我愿化身为夜鹰,燃烧自己,将自己献给物理学。



2020 年于上海